张谦卑

一般说来，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方式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而损害赔偿等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属于侵权请求权。

比如自《万国公法》把right首次翻译为权利以来，权利观念及其相关的制度保障对于中国思想与社会变革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不仅是单纯引进一个语词而已⑤。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在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之外，还能够存在着一种额外的法律要素，它来源于整体性的宪法法律秩序，并能够作为成文法的一种纠正物而起作用。

他批评了实在法、自然法和德沃金的平等主义这三种进路的观点，他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他讨论的可能是法律权利或最起码是能够得到制度化保障的权利，因此权利不能来自实在法本身。(一)德肖维茨权利来源论的基本主张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德肖维茨意义上的权利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也许每一种类型的权利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来源，而我们无法去探讨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权利来源。对于人的行动来说，规范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意义，而主体间共享的价值则只具有相对的吸引力。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借由对德肖维茨相关观点的介绍和评述，重点讨论权利的形式来源和证立来源问题，重在揭示如何在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中理解权利。但是，不幸事件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权利的来源：既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的不幸事件何其多，为何只是二战的悲剧催生了人权运动的蓬勃兴起。

因此，除非每一方都想声明放弃关于正当(Right)的任何概念，否则其必须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离开自然状态(因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遵循他自己的判断)，与其他人联合起来(无法避免要与其他人互动)，服从于一个公共的合法的外在强制(subject itself to a public lawful external coercion)，并因此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在其中，被承认为属于它的东西由法律来决定…… 因此从自然状态进入到康德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义务，而不是权利。in Jules L.Coleman and Scott Shapiro(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5. (43)Jürgen Habermas,p.262. (44)Ibid.,p.230. (45)Ibid.,p.256. (46)Ibid.,p.257. (47)相关论述参见王鹏翔：《规则是法律推理的排他性理由吗？》，载王鹏翔主编：《2008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筹备处(台北)2008年版，第345～386页。有鉴于此，建议人格权编草案能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权利人针对媒体所享有的回应权，这也正是人格权的积极权能的重要体现。

根据该法，个人有权对信用报告机构的报告提出异议，有权要求其采取更正、删除、核实相关信息等措施。第四，在要件上取消严重性的要求。前者必须以人工方式提取，一般指器官、组织、细胞等。以德国为例，《德国民法典》第824条第１款规定：违背真相主张或传播适于妨害他人的信用（Ｋｒｅｄｉｔ）或对他人的生计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之事实者，即使其虽不明知但应知不真实，仍应向他人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

显然，一个让人动辄得咎的社会是难以构建和谐的信任关系。３．将现有的第791条行动自由保护条款前移至人身自由的条文部分（第７７４条）。

６．应针对自动化处理与网络画像（digitalprofiling）做出规定。此外，前述条文并未揭示人格权的任何本质特征，因此，并非人格权的定义条文。通常，如果报道失实，在允许被报道者及时做出回应后，对其名誉的损害即可及时和最大限度地降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审稿删除了这一表述，二审稿仅增加了保护二字，三审稿沿袭了二审稿的做法，仅表述为个人信息保护。

草案第791条在身体权框架中纳入了行动自由，而行动自由是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身自由的重要内容。回应权也存在例外，允许媒体在一些例外情形下拒绝刊载回应，包括：回应内容损害公序良俗。另外，在网络画像中，其立足于技术中立（真实）和正义之间的完全重叠的假设（技术客观性、不含偏见、算法自动生成）。关键词：民法典人格权人格权编尊严体系性 2018年8月下旬，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第16-2条规定：法官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或责令停止对人体的不法侵害或对人体的组成或产品的不法行为，包括在他人死亡之后。反之，我国民法中的信用权概念内涵更接近美国1970年《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所指称的信用。

但鉴于《民法通则》、《民法总则》都规定了荣誉权，比较现实的模式是对其进行淡化处理。５．第787条器官捐献条款。

目前，公安机关仅能在查获违法行为人后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等措施，而无法对受害者的精神损害做出赔偿。由此，人格权法将成为调整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回应权是指定期出版的媒体（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如有涉嫌损害他人人格之报道，则被报道者有权作出回应。敏感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应由获得法定授权的机构来实施，禁止普通机构（尤其是企业）对敏感信息进行收集处理。三审稿继续保留了二审稿的规定。关于一些学者所主张单列的安宁权（对应于英文中的right to be left alone，法文为droitàlatranquilité），立法者仍然强调其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三审稿第812条第5款仍然将侵扰他人的生活安宁视为侵害隐私权的方式之一。

（二）关于信用权 德国和美国法律中均有所谓信用权的规定。现有的司法救助基金缺乏公开、透明和统一的标准，应以此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统一的死亡赔偿基金。

2013年印度也对其刑法进行了修订，第３５４Ａ节对性骚扰做出了类似的定义。为内部投诉委员会的运行提供相应的设施与便利。

５．集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实现与侵权责任法的分离。此外，还必须看到，生命尊严的提法似乎也有局限性，不能涵盖生前（胚胎）和死后（遗体）的阶段，而在这些阶段，其实仍然有尊严价值的适用余地。

就此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二审稿在第781条增加了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以外的人格权的这一表述，三审稿继续沿袭了这一行文。无偿原则是指禁止对捐献者给予任何报酬或者具有同等性质的好处。例如，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信用评级机构评价规则》第三条规定：评级机构评价工作遵循公正客观、科学有效的原则。从法典体系性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编除应处理好内在的编排体例问题之外，还应处理好外在体例问题，置于民法典分编之首，既突出其极端重要性，也彰显中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

由于敏感信息与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关系密切，对敏感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有可能给人权保障带来特别的风险。从立法技术来看，本条是典型的决疑论模式。

而在我国，人脸识别技术在当下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人脸支付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这一推定同意原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

就我国而言，实际上我国现行立法已经包含了回应权的某些因素。二者分别具有补偿性与惩罚性的不同功能。

个人信息权的本质在于个人对于其身份信息的控制与自我决定。因此，应在个人信息之下设置专门条款：除基于公共利益，任何机构收集和处理此类信息需征得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或提供性恩惠（sexualfavours）的命令或者要求。一般说来，非财产性的民事责任方式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而损害赔偿等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属于侵权请求权。

根据立法机关确定的民法典编纂工作计划和安排，2019年12月，立法机关将对《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整合，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二、物质性人格权 在比较法上，《法国民法典》第16-1至16-14条（经1994年和2008年两次修订）关于身体权的规定是民法典身体权方面非常好的参照，此部分纳入了于公共卫生法典和生命伦理法的部分内容。

第五，增设规定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于后者，允许其有偿转让。

在立法机关看来，这一重大的政治决断旨在打造新时代保护人民民事权利的‘权利法典。这一增加确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仍然不足以应对相关的实践。